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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论坛经济之声:碳中和如何重建中国经济、中国经济继续强增长

2021-4-30 9:25:27 关键字: 来源:

为期4天的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于4月21日下午在海南博鳌落下帷幕。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多位政界、工商界代表和学者,参加了本届年会。其中,多位经济界人士在论坛期间围绕多个经济议题展开了建设性的讨论。总结来看,这些经济类议题包括中国经济形势、数字货币、资本市场、碳中和、养老金制度改革、“一带一路”沿线债务问题等。
关键词1:中国经济
“还没完全全恢复 今后几个季度会继续强劲增长”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4931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8.3%,比2020年四季度环比增长0.6%;比2019年一季度增长10.3%,两年平均增长5.0%。
如何看待一季度中国经济的表现?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期间,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院长李稻葵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一季度18.3%的经济增速让人振奋,但是中国经济还没有完全恢复,当前经济的恢复是不均匀的,不同产业、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恢复程度是不一样的。比如,服务业的恢复还不够充足,旅游、酒店和一些具体的活动还没有完全恢复。还要持续发力,关注经济修复的过程。第二,很多企业运营时碰到了不少困难。由于疫情带来的后遗症,使得本来正常运行的企业也受到了一些影响,现在很多实体经济企业的资金还是很紧,在宏观政策层面上引导资金进入到实体经济中是一个重要的工作。
朱民在博鳌论坛期间也表示,今年一季度18.3%的GDP同比增速让很多人兴奋,但这是相较于疫情最严重的2020年一季度GDP而言的,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数据幻影”。更应关注的是今年一季度比去年四季度的增长,环比增长0.6%,这表明中国经济在今年一季度继续恢复和走强。“一定要看比的基数是什么。还有种方法是和2019年一季度比,这个数字也比较好,回到了正常规模。今后几个季度,经济会继续强劲增长。”
关键词2: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固然重要,但中国金融核心任务是有效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数字支付与数字货币”分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波谈及数字人民币时表示,目前数字人民币没有在全国落地的时间表,未来要继续做好试点工作,扩大试点项目的范围。如更多的使用场景,更多的城市试点。数字化人民币的发展重点目前主要是推进在国内的使用。就人民币的国际化而言,我们已经多次表示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进程,我们的目标绝不是要取代美元或者是其他的国际货币,我们的目标是让市场来做出选择,是要建立一个非常扎实的国内的数字人民币,建立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李波表示。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在谈到数字货币这一话题时表示,央行发行数字货币最开始的考虑并不是为了跨境支付,而是为了给14亿人口提供更加方便的支付方式。“要尊重各国央行的货币主权,利用数字技术照样可以大幅度提高方便性,而不是采取某一个货币‘一统天下’的做法。”周小川还指出,当前国际上有一些声音,认为数字人民币会对全球金融系统造成冲击和破坏,实际上没有那么严重。
不过,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吴晓求在博鳌论坛期间谈到数字货币时则表示,他并没有对数字货币看得如此重要,中国金融最核心的任务不是一定要把数字货币放在何等重要的位置,核心应该是把中国金融开放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核心是如何有效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些是中国金融改革重要的任务。“并不是说数字货币不重要,但是和人民币的国际化、中国金融开放相比,中国金融开放、人民币国际化更重要。我们不能把太多精力放在数字货币那个层面上,否则就会延误我们大的战略。因为如果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开放没有完成,我们就走不了其他道路。数字货币固然重要,但是金融开放、人民币国际化更重要。”吴晓求说。
谈到比特币等加密资产,李波认为,加密资产是投资的选项本身,是另类投资,并非是货币。作为投资工具,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正在研究这类投资方式该有怎样的监管环境,要确保不会造成严重的金融风险。“对于一些稳定币而言,如果让这样的加密资产成为得到广泛应用的支付解决方案,我们需要更加强有力的规则,要比对比特币的监管更加严格。因为由私营企业发行的、将会作为支付工具的稳定币,必须要有像准银行或者银行的监管规则对于稳定币进行严格监管。”
周小川在谈到比特币时表示,不管数字货币还是数字资产,都要为实体服务。“我们经历过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发现金融脱离了实体,比如影子银行、衍生品这些纯粹变成了金融机构之间的投机交易,和实体没有联系了,就容易出问题,以至当是一些国际大行的领导、交易员们看不懂,很难做好内部控制。”
“要区分数字货币和数字资产,对于比特币这类数字资产,并非现在要下结论,但是要提醒,要小心。在中国,金融创新的东西都要说清楚它对实体经济的好处”。周小川说。
关键词3:资本市场
“证监会有信心在开放过程中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
4月19日晚间,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金融开放与金融合作”分论坛上,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表示,如果某个外资进来造成了股市大幅波动,证监会可以暂时停止其交易,证监会有信心在开放的过程中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对于备受关注的中概股在美上市问题,方星海表示,可以找到通道或者办法解决中概股在美上市问题。希望新一届美国政府到位后,重新重视中美金融合作,而不是有了一个问题就拿那个问题作为借口埋怨中国。只要双方诚心诚意,可以找到一个办法,解决PCAOB的关切。
对于外国人看不懂中国规则这一问题,方星海坦言,中国规则制定方面细节可能有欠缺,我们要继续改进,一边干一边完善。比如注册制这么大的改革,现在推出也就一年半的时间,这当中肯定有些地方进一步磨合,但是方向是坚定的,就是法制化、国际化、市场化。
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在博鳌论坛期间谈到中国资本市场时表示,注册制改革开启了中国资本市场市场化改革的时代。“注册证改革还在不断完善中,它主要改变了上市公司的标准、改变了上市公司的定价机制,同时将进一步改革资本市场的制度规则,包括退市机制、信息披露、监管体制,都将进一步完善。而法律制度,包括刑法对违法违规、虚假信息披露、欺诈上市的处罚,都要做根本性的调整。”吴晓求表示,当前我们的刑法修正案已经完成了,现在企业进行申报IPO时变得非常谨慎,一抽查它们企业都害怕,这与刑法修正案有密切关系。
关键词4:碳中和
“碳中和是在根本上重建中国经济”
碳中和是今年博鳌论坛期间的一个热门话题。中国金融学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主任、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G20可持续金融研究小组共同主席马骏在博鳌论坛期间对其
此前作出的“碳中和将带动100万亿元至300万亿元的投资规模”的判断给出了详细解释。他进而表示,“综合各种数字,100万亿似乎是非常保守的估计,而几百万亿是大概率事件。”
碳中和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但也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在博鳌论坛期间坦言,碳中和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一个挑战是——我们的碳排放量超过100亿吨,占全球碳排放的20%多。“大的规模要压缩下来,在30年的时间里,这是人类史上没有的。”另一个挑战是,中国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要实现碳排放的减少。
“若想达到能源消耗维持原有不变甚至下降,需大幅提高能源效率。” 朱民说,碳中和是在根本上重建中国经济,给了我们提升劳动生产率、推动科技发展的一个重大抓手。
那么,从金融角度,如何推动金融支持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博鳌论坛的演讲中表示,人民银行联合相关部门不断完善绿色金融顶层设计,央行设碳减排支持工具,激励金融机构为碳减排提供资金支持。人民银行还将通过商业银行评级、存款保险费率、宏观审慎评估等渠道加大对绿色金融和碳减排的支持力度。
易纲还表示,央行将及时评估气候变化对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央行正研究在对金融机构的压力测试中,系统性地考虑气候变化因素。“我们还将在外汇储备中继续增加对绿色债券的配置,控制投资高碳资产,在投资风险管理框架中纳入气候因素。”
关键词5:养老金改革
“做好国际经验的比较对完善我们的养老保险体系非常重要”
4月2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迎接老龄化社会-养老金改革”分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波、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肖远企、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围绕养老金制度改革进行了讨论。
周小川在视频演讲中指出,中国的养老金体制和政策体系并没有自己的特长,也没有积累自己的特殊经验,做好国际经验的比较对完善我们的养老保险体系非常重要。
李波和郑秉文都认为,养老金改革应该成为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要推动养老金制度由现收现付型向积累型转变。其中,在李波看来,通过推动养老金体制向积累型改革,来有效缓解长期资本不足的问题。但从现收现付型养老金制度向积累型制度转移的难度很大,得动用一些其他资源来支持过渡期的养老金支付是最大的挑战。郑秉文则认为,养老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往积累型的方向去努力,涉及到第一支柱的结构性改革、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体系这两个问题。“无论要解决哪个问题,都要补齐第二、第三支柱的短板,现在到补齐这些短板的时候了。”
肖远企则表示,当前应把不具备养老特征的大量个人资金供给转化为第三支柱的养老产品,而且我们也有这样做的基础。对于延迟退休能否解决养老金的问题,肖远企表示,“(延迟退休)能够解决一些养老金的问题,但是不可能延长退休的年龄到八九十岁。”
关键词6:“一带一路”国家债务
“中国积极参与G20的一些缓债倡议,要防止道德风险、防止损害中国投资人和中国存款人的利益”
今年博鳌亚洲论坛的主题是“世界大变局:共襄全球治理,合奏一带一路强音”,与会的嘉宾围绕“一带一路”进行多个讨论。其中,对“一带一路”国家债务问题进行了诸多的讨论。
周小川指出,在疫情之前,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存在高债务的问题,这些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和不少中等收入国家、甚至中等偏高收入的国家,比如阿根廷的债务问题。疫情影响之下,高债务的问题又加重了。“这些国家的财政不宽裕,一方面应该用公共资金做好防疫工作。另一方面,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出口,外汇收入减少,偿还外债能力变弱。”
据了解,去年自新冠疫情暴发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陷入了困境,债务压力加大,为应对疫情冲击和恢复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参加了G20对最不发达国家的缓债倡议,在G20第一轮缓债中,我们共计对23个国家的官方债务进行了缓债,缓债金额超过了13亿美元,是G20国家中缓债金额最多的国家,目前G20相关方面正在开展第二轮缓债工作。
“我的观察是,不能轻易去提这个所谓剃头(抹零)或者消债。因为这样最容易造成道德风险,也会造成这些国家的国际评级下降,使得这些国家的新融资遇到困难。”周小川说。
周小川还指出,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外债问题跟中国关系很大。“在新世纪以来,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在全球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占比逐步下降,而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债务占比中逐步上升。当前中国积极参与G20的一些缓债倡议,但同时我们要认识到情况的复杂性,也要防止道德风险、防止损害中国投资人和中国存款人的利益。”
在博鳌亚洲论坛的圆桌会上,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也表示,当前缓债是在特殊环境下的特殊时期帮助债务国平滑偿债压力,对债务偿还作出的适当调整。“它不是减债也不是免债,也不能借这个机会来挑拨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而损害中国的利益,剪中国的羊毛。这不但做不到,还会对可持续融资造成重大的不利影响。”
除了缓债,还有哪些方法解决上述国家的债务问题?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在博鳌亚洲论坛期间表示,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由来已久,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还是要发展,“债务重组、债务评级以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的融资成本大幅上升,融资困难增加,今后还搞不搞基础设施、还有没有发展积极性,这是很大的问题,关键要解决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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